结婚前，她一门心思在学习上，还不懂结婚意味着什么，生活应该怎么过，甚至，连饭都不会做。婚后的30年里，她与丈夫王临安克服种种困难，将五个孩子抚养成人，还清弟弟生前所欠的巨额外债。五个孩子中，只有两个是他亲生的，但在她心里，他们都是儿子，从不偏袒。她用30年谱写了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妇女励志故事。
也许，你听说过她的故事；也许，你见过她本人；也许，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但无论如何，让我们一起，还原一个农村妇女不平凡的三十年。
她叫李桂梅，出生在卓尼县上卓村，是典型的觉乃藏族。1984年1月，22岁的李桂梅由父母做主，嫁给临潭旧城（现临潭城关镇）杨家桥村的王临安。在她嫁到王家之前，根本不知道今后要度过她一生的那个家的样子——年过花甲的公公，丈夫和一个儿子，二弟一家四口，三弟夫妻俩，未成家的四弟，一家十口人同在一个大家庭生活。
在村里，丈夫王临安算是比较积极能干的，带领弟兄几个从事运输及商贸业：二弟和四弟经营一个门市部，他和三弟常年穿梭在川藏、青藏线上。八十年代初，富裕的人是少数，但他们家在兄弟四人的努力下，从来不为吃饭穿衣发愁，加上丈夫体贴，老人健康，妯娌和睦，一家人生活幸福、安逸。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1989年腊月，二弟突发脑溢血，经抢救无效过世，留下了妻子、两个加起来还不到4岁的孩子，以及生意资金运转中产生的巨额债务。面对天天上门讨债的债主和五花八门、甚至有些恶毒的逼债手段，丈夫怕老人承受不起，就带着她挨家挨户打欠条，把债务全部转到自己名下。回想起这件事，她说：“其实，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二弟到底有多少外债，打完欠条算了一下帐，把我们吓坏了：二十二万八千元”。在当时，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面对一家老少，丈夫咬咬牙说：“砸锅卖铁也要还账，我不会欠别人的钱。”他们拿出家中全部积蓄，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，还给逼的最急的债主后，还剩二十万。这二十万，他们还了整整22年。
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，每个人都变得松松垮垮，日子没了盼头。但她没有埋怨，埋葬了二弟，她回到娘家，从兄弟姊妹手里凑了点钱给丈夫：“别灰心，你是老大，大家都在看着你，打起精神来，过几天把前段时间你说的碌曲的那辆破东风车买过来。”她的态度给了心乱如麻的丈夫和一落万丈的家重新振作的希望。1990年春节后，丈夫买来那辆即将报废的东风车带着三弟、四弟继续搞运输，她接手经营门市部。
祸不单行。二弟去世后的第二年，二弟媳准备带着两个儿子改嫁。得知消息后，她一面竭力稳住了二弟媳，一面千方百计想办法给远在昌都的丈夫带口信。丈夫回家后，和她商量，决定尊重弟媳的选择，让她留下两个娃娃改嫁。弟媳走后，她告诉丈夫：“娃娃我们养活，不要给三弟四弟了，你就是娃娃的大大，我就是娃娃们的娘，叫他们改口吧。”自此，她成了五个孩子的妈妈。每一顿饭，第一碗是公公的，第二碗便是二弟的孩子的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近二十年，直到孩子们各自工作。
1991年，为了生计，弟兄们和父亲商量后，决定分家。他和丈夫接手了几乎没有什么货物的门市部和大部分债务，同年过古稀的公公一起生活。26岁的她开始和时间赛跑：半夜四、五点起床，扫院，墁房，烙馍馍，跟两个上小学的孩子一起出门开铺子。“中午，让一个娃娃边看铺子边写作业，我要回家做饭，完了再换娃娃回家，农活特别紧张时，还要利用娃娃们休息的时间去地里，让他们边写作业边看铺子。”半开玩笑的叙述，听不到一个“累”字。大儿子回忆：“除了过年，一家人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饭。”小儿子说：“我阿妈那时候一直都是晚上洗衣服、做针线，每天都是我们睡了她还不睡，我们还在睡，她早起来了。”
似乎用一天的时间，她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和针线活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过生活。
农忙时，她要起得更早。从播种到打撵，从不耽误孩子们学习，不少老人一顿饭，不耽误铺子里的生意。她经常天不亮就去收割庄稼，早晨正常营业；经常会在夏季的某个周末被暴雨淋透在地里；也经常在接近凌晨时，才把打撵完的麦子装进袋子。面对生活，她所有的本事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。
小卖部里的货不多，但周转得快。她从批发部欠货，卖完后还账，再欠，剩下的钱攒起来买米买面，这样周转了近20年。“娃娃们都在长，都能吃，饭里没啥油水了面就特别不耐用。我们的铺子在公社门口，认识不少干部，他们把用不完的粮食指标卖给我，她就和娃娃们到粮站换面。因为还账时把面柜卖掉了，买回来的面只能放到一个大纸箱里。那时候，家里平均每年要吃掉50多袋面。”丈夫王临安苦涩地说。
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买新衣服。腊月里，她就抽空把母亲接来给娃娃们缝制新衣服，补补旧衣服。邻居杨大妈至今记得那时候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：“我们家的娃娃们长得慢的很，你家的娃娃怎么长得那么快。”“那些年，一个娃娃一年只有一套新衣服，两双鞋，老大穿小了给老二，老二穿旧的给老三，破了补一下，一直要穿到老五身上。”说话间，一滴眼泪落到了手中正捺着的鞋垫上，她慌忙低下头去摸脸。
虽然艰难，家里家外还是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一家老小一日三餐从未间断。日子，在她和丈夫没日没夜发疯似的干活挣钱中度过。虽然经常顾不上吃饭，但他们很满足，用她的话说：“娃娃们不用像刚分家时那样折断扫帚当筷子用了，而且他们都听话，不惹事，互相疼爱，能帮我干点家务，这比什么都好。”“十个指头都有长短，她是怎么做到的？”“从来没见过打或是骂娃娃的，但娃娃们从来不闯祸。”说起她教育孩子，左邻右舍无不佩服。
1995年8月的一个中午，邮递员的鞭炮声在他们家门口响起：“你家娃娃考上甘南师范了，恭喜恭喜。”这一串鞭炮，给贫苦而沉默的家庭增添了一个久违的喜讯。紧随其后的，却是更多的惆怅。学费！学费！学费！对夫妻俩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她急在心里，但不能让孩子看出来，只能悄悄想办法。
时隔一年，二儿子（二弟的大儿子）考入天水林业学校。
第三年，三儿子（二弟的小儿子）和四儿子同时考取重点中专。
从1989年二弟去世到2011年还完弟弟生前欠下的最后一笔账，她陪着丈夫和孩子们整整22年。这期间，她卖过煤、卖过水泥、卖过建材、搞过批发、摆过水果摊，在城关，不认识她的人没几个。“那年头，挣钱很不容易，我们双职工供一个娃娃上学都很吃力，人家两口子没有工作，供五个娃娃上学，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。”提起她，同族里大家称作“五妈”的退休干部邢凤英直摇头。“不简单啊，临安一年四季在外面，她一个女人家，要照顾全家人的生活，又种庄稼、做买卖，还把五个娃娃都拉扯成人了，确实吃了不少苦，这样的媳妇儿我们队里没有第二个。”75岁的李春芳老人有点哽咽。当问到供孩子们上学的过程时，她笑着说：“时间长了，都忘了。反正娃娃们都争气得很，在家是好娃娃，在校是好学生，他们考上学校了，我们大人高兴得很，我们自己没念成书，学习上帮不上忙，总不能让他们愁学费么。”大概，她是不愿意多说。作为母亲，她始终爱着她的儿子们。
2000年，大儿子中专毕业参加工作，成了家里第一个干部。在刚得到消息的那一刻，她满意地笑了。随后，老大结了婚，老二也分配了工作，老三、老四相继参加招考参加工作，仅剩下小儿子在读书。很快，小孙子们也相继出生，剩下的债，还在还。那个家，仿佛开始好起来。
然而，丈夫的一次胃镜检查，再一次如五雷轰顶般打懵了她。那是2010年秋天，丈夫被检查出贲门癌。听到消息，她昔日雷厉风行的果断被一扫而光，瞬间，像个木头一样不知道往东往西。被两个弟弟迅速转院到在兰州后，医生建议手术治疗，她缓过神来，十分坚定地让大儿子在手术协议上签了字。她坚信，丈夫一定可以治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在医生告诉她，手术非常成功的那一刻，她的眼睛才有了神。
这一年，是她嫁到临潭的第27年。
光阴如梭。如今，又是四年过去了，他们的生活好了很多，她也不用再跟时间赛跑了，只是还种着地，务着园子。农闲时帮儿子们带娃娃，傍晚陪丈夫散步、锻炼，给孙子们捺几双鞋垫儿。村里的老人们，在茶余饭后，仍会谈起当年那个泼辣的“三格毛”……相信，她的生活会越来越好。